正當鐵文接受巡按陶魯?shù)拿睿抵姓{(diào)查糧商時,又發(fā)現(xiàn)了不光是糧食,還有茶葉、絲綢、官鹽這些商品逃避官稅,所指向的大都是坐鎮(zhèn)太監(jiān),這些宦官其背后不言而喻。
現(xiàn)在的胡靖更是坐立不安狀,面對松江府上下百十官員,諂媚的、送禮的、冷眼旁觀的、威逼利誘的,胡靖只有查辦權,沒有任免權,這些從上而下結成的利益鏈,把胡靖撇在了圈子外,查一處牽連一片,查一人牽連一串,蘇松地區(qū)又是門閥世家眾多,沒幾日就驚動了整個應天府。
急派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前來蘇松,崔恭字克讓,正統(tǒng)元年進士出身,曾任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,疏浚漕河,大治吳淞江,民賴其利。升吏部右侍郎,尋遷左侍郎。成化五年轉南京吏部尚書,也是一枚官場老油條了,崔尚書為官還算正,為人也隨和。
南京朝廷派了這樣一位“高官”說是來協(xié)助胡靖辦案,其實就是監(jiān)督,南京作為大明的一個備份朝廷,蘇松乃是根據(jù)地,出了什么事好第一時間知道。還有崔恭曾任蘇松御史巡撫,也是自己的一畝三分地,不容有差錯。
明朝除了在北京有一套行政班子之外,在南京還實打實地有一份“備份”,明朝開國時朱元璋的目光不是投向北平,而是當時的開封,就連老家臨濠都想設為中都。靖難之役促成了兩京制的出現(xiàn)。朱棣奪權之后,選擇在北京進行登基大典,而當時明朝的都城是南京,遷都計劃已不可避免。
但是由于明朝的以孝治國理念,使得朱棣不敢貿(mào)然取消南京作為都城的地位,就這樣,明朝開始奉行“兩京制”,名義上擁有兩個中心。
朱棣在北京繼位之后,仍然選擇保留南京的都城作用,原因除了明朝以孝治國的理念之外,還考慮到經(jīng)過唐宋時期的發(fā)展,以及元朝蒙古人的統(tǒng)治,導致大量漢人南遷,經(jīng)濟文化中心不斷南移。
雖然政治功能不復以往,但是其依然可以發(fā)揮經(jīng)濟功能。南京作為“陪都”與之前的多都制不同,其最大的特點在于都中仍然保存了與朝廷相差無幾的行政機構。
就連官員、太監(jiān)等職務的設置都相當于“備份”。包括六部、都察院、五府、內(nèi)廷在內(nèi)的朝廷機構一應俱全,作為經(jīng)濟中心,擁有這配置是十分完善的。由于政治中心已經(jīng)遷往北京,所以主要文武官員也遷往北京居住,留在南京的官員人數(shù)較少,且職權范圍也只局限于南京之內(nèi),大多為虛銜,兩者權力差距極大。
南京的官員大多很清閑,可以算的上是養(yǎng)老之地,很多在北京不得志的官員都會被分派到這里,大家其實也心照不宣,來到南京意味著可以養(yǎng)老歸家了。
兩京的存在為明朝黨爭之禍開啟了方便之門,到了明朝中后期,南京的失意官員一般都是東林黨成員,兩黨之間各割據(jù)一京,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互相貶低,針鋒相對的情況,明朝的滅亡與黨爭脫不了干系。
看起來,從朱元璋時期,明朝的皇帝們就都是預言家,不知道是不是受劉伯溫的影響,明朝皇帝都能給后代的子孫們留個后手,這似乎成了明朝的一種特色。
終明一朝,北方蒙古問題始終是心腹大患,南京除了靠近江浙賦稅之地,并沒有什么政治地位。南京依然是名義上的大明陪都,這是為什么呢?因為明朝遷都北京,是朱棣和江南貴族斗爭和妥協(xié)的結果。作為洪武朝最強悍的實力,淮西派和浙東派此消彼長,深刻影響著明朝前期的政治形勢,左右了明朝前期的大政方針。
雖然朱棣篡位了,但是不代表朱棣的北方地主就徹底壓制了朝中原有的南方地主集團。朱棣想要遷都時,遭遇的反對之聲不絕于耳。畢竟這里是南方地主的老巢,如果跟隨朱棣前往北方,也就意味著老虎離開山林,蛟龍離開了深淵,是非常致命的打擊!是難以接受的!
朱棣比較強勢,但是大部分朝臣還是盡己所能阻止遷都。因為遷都后,政治地位一落千丈,還不如現(xiàn)在就因為反對朱棣而被咔嚓掉!
大明朝除了“天子守國門”之外,另一個悲壯的舉動是“君王死社稷”!如果有朝一日,北京被圍攻,那么皇帝往南京一遷,立刻就可以開展工作,相當于公司搬家,絲毫不耽誤工作的開展。
看起來無懈可擊,實則漏洞百出。“不和親、不賠款、不割地、不納貢,天子守國門,君王死社稷”的史實既雄壯又悲涼,既令人自豪有浸滿血淚!
胡靖到底年輕氣盛,在崔恭的反對下上疏了揚州常平倉及松江鹽稅、茶稅逃避之事,崔恭為官幾十年來,也知道目前的弊端出自那里,要查辦最終會找?guī)讉€替罪羊出來頂事,根本傷不到廟堂上半分毫毛,如是這樣,何必去捅破呢,皇帝多年未上朝了,這些事最后會落到宦官梁芳手中,指望“紙糊三閣老”,成事不足敗事有余。
章子俊跟陶魯在揚州,也正在商量著該不該要上疏了,這案子捅上去勢必引起官場“大地震”,陶魯猶豫不決,章子俊一邊把大明以來各種態(tài)勢說了個遍,最后就讓陶魯自己做決定,在章子俊看來,大明從洪熙年起就已經(jīng)步入不可挽回境地,往后一朝不如一朝,直到滅亡,特別到了宣德年,各種自斷生路,自挖墻腳的決斷引發(fā)了“土木堡事件”。這些事當然不會跟陶魯去說,所以在接下去的日子里,帶著公上纓及雅琴在揚州游山玩水了,等待朝廷把自己招回,可是結果等來的不是招回,而是免職罷官。
幾日后,就在客棧后園內(nèi),朝廷緹騎中官一行宣讀旨意,讓陶魯失魂落泊。
奉天承運皇帝,敕曰,接下去一段聽不懂得廢話,最后是朕聞褒有德,賞至材,平安伯章子俊、都察院副都御史陶魯、御史胡靖忠正,宣德明恩,守節(jié)乘誼,以安社稷,朕甚嘉之。兩府巡按即止回京另有加賞。欽此!
這種旨意明顯不是皇帝本人所出,可能還不知情,內(nèi)中的操作可想而知,圣旨中大其褒獎,實則卻是免去了兩府巡按之職,難怪陶魯失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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