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9節(jié)夜探曹操

    5、減免酷刑，減輕對人民的高壓統(tǒng)治。

    歷史上各朝刑法中的酷刑，無外乎應用在兩個方向：定罪前的審訊和定罪后的懲罰。

    相比現(xiàn)代司法制度，由于古代在相關(guān)技術(shù)與經(jīng)驗上的落后，導致對罪犯的取證不可能如現(xiàn)代司法這般明細；甚至不乏有時候之所以把一個人認定為罪犯，依據(jù)的僅僅是差官的個人直覺。

    此外，有的時候即便差官明知一個人就是罪犯，但卻由于事發(fā)時的證據(jù)無法提取比如現(xiàn)代取證手段的錄音或是錄像等等，而罪犯又不肯認罪。這個時候，仍然免不了要用酷刑來使其就范。

    而定罪后的酷刑懲罰，則是為了制造恐懼，在人們在內(nèi)心深處植下‘一旦犯罪并被抓到就必定生不如死’的意識。以這種深層的恐懼感來威懾人民，使人民不敢輕易犯罪。

    綜合種種，雖然酷刑是極不人道的，極不利于全社會的民主意識覺悟。但是，在眼下這個時代卻又不能完全將之取締。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，吳凡才建議只將酷刑有所選擇地減免，而不是徹底免除。

    6、取消刑法中的連坐制度。相應地，增加對罪大惡極者的**殘害。

    連坐與定罪后的酷刑作用基本一樣，都是為了讓人民產(chǎn)生一種恐懼心理。

    實際上，連坐只能算作是酷刑中的一種，只因連坐對整個社會的遺害遠遠大于其它酷刑，因此被吳凡單獨提出來。

    在這條建議上，吳凡以自身做則，將關(guān)押在洛陽大牢中的司馬懿家人全部釋放。這也是為什么吳凡在抓到司馬懿家人后，并沒有立即將之腰斬于市的原因。

    但是，取消連坐后，勢必會令人們對犯罪的恐懼心理降低。和平時期，風調(diào)雨順的年代，或許還不會顯露出什么問題。但若處在戰(zhàn)爭時期，災害頻仍的年代，就可能全國上下遍地賊寇，一發(fā)不可收拾。

    因此，吳凡在這個問題上雖然建議取連坐制度，但卻同時建議增加對罪惡極大者的**殘害，比如凌遲，比如把竹簽釘手指等等。

    當然，對于并非罪惡極大者，則仍然依照第5條建議，盡量減免酷刑。

    盡管如此，吳凡所建議的這個對罪惡極大者不但要施加酷刑，而且還要格外殘忍的建議，卻是在后世人權(quán)領(lǐng)域產(chǎn)生了極大的爭議。贊同者有之，質(zhì)疑者亦有之。然而，出于國家長治久安與社會穩(wěn)定的角度來說，吳凡的這條建議在當時來講，卻是在取消連坐之后必不可少的。

    7、官員犯法，與庶民并非同罪，而是加倍。

    平民由于學識程度不同，對犯罪的認識也不同，說白了就是平民當中難免會有一些法盲。

    但官員不同，能夠成為官員的人學識程度肯定與普通平民不同，他們很清楚什么是犯罪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仍然知法犯法，甚至很多情況下是執(zhí)法犯法，其所應該承擔的罪責怎能與庶民相同呢？

    吳凡這條建議的目的，就是嚴苛整肅官員隊伍；治民先治官，治國先治本

    中國人的官本位思想由來已久，能夠成為官員不僅僅是親人朋友都跟著沾光，還有一種無形的榮耀，讓無數(shù)人擠破腦袋爭戴這頂烏紗帽。如果哪個官員覺得這條法令讓當官的太累，還不如當個普通老百姓；那就盡管下去，沒人攔著你，有的是人愿意做官。

    何況，對這條法令不滿的官員，十有**其心里有點以權(quán)謀私的小算計。這樣的害群之馬走了最好。

    8、取消父爵子繼之慣例，淡化國人的家族血緣的近親觀念。

    幾天前在洛陽時，吳凡與小喬曾有過一次關(guān)于改革的對話。當時吳凡說：也許正是由于天意不讓他吳凡報兒子，所以才促使他更加堅定了改革的決心。